2017年12月25日，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了“2017年中国经济论坛——贯彻十九大精神，防风险重质量促改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发表了主旨演讲，接着，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明棋、兴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涵、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朝阳财富首席经济学家刘海影分别做了演讲，专家学者们随后进行了讨论。
刘世锦：中国未来经济走势呈大L型加小波动
中国经济目前经历的是增速平台的切换，即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中高速的增长。从历史经验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实现成功追赶的东亚经济体都经历过高速增长后增速回落的现象。为什么有增速平台的变化？从需求的角度，上述经济体的中游工业产品，煤炭、钢铁等都陆续出现过历史峰值，即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需求增长率存在一个极大值。从供给的角度，人口和劳动力总量的结构发生了转折的变化，资源环境的约束接近底线。最明显的现象就是雾霾，这意味着环境的底线已经触及。这些因素出现以后，增速的切换就势在必行。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反弹的主因是需求侧的存货反弹和供给侧的产能利用率反弹。然而生产性投资（其中大部分是民间投资）一直是放缓的。这样的经济反弹不可持续。明年上半年，中游需求可能有一个季节性的回升，但从明年下半年开始，基础设施投资的放缓会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目前基建投资仍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融资支撑。而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中，首先就是防范风险；防范风险中首先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是超预期的，一旦被控住之后，基建投资增速可能有一个明显的下行。
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呈现大L型加一些小的波动。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可能在5-6%之间。根据国际经验，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在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保持。随着人们预期的变化，人民币贬值压力会逐渐消失，如果中国转型比较顺利，人民币汇率中长期还是会进入上升的通道。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就是高质量发展。明年包括今后一段时间的任务应该是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的稳定性。完成这些任务后，中国经济的状况应该还是不错的。如何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呢？第一，要重新设定发展目标，探寻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和地方政府评价体系；第二，要重塑地方竞争机制，强政府、竞争、反复试错是中国的重要体制优势；第三，要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讯、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成本；第四，要以税改带动减税，把五险一金考虑内，中国企业的税费综合负担是比较重的；第五，要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保证企业可大可小、可进可退，符合市场规律；第六，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应大都市圈发展和乡村振兴；最后，要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和竞争，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而这些行业涉及“软技术”，即体验式技能。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深度合作，这些行业才能发展起来。
周国平：上海经济稳中向好，但下行因素犹在
上海的经济增速在2017年前三个季度分别在6.8%、7.0%和7.2%左右。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分别增长10%和30%，前三年在0%左右徘徊。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全部加速增长。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除此以外，2017年前10个月，上海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有所提高，例如：金融去杠杆成效明显，上海商业银行理财资金余额同比减少4000多个亿，增速下降27个百分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截止2017年10月末，上海的新增贷款中投向制造业的贷款增加了400亿元，对企业和个人房地产贷款减少了1400亿元；环境有所改善，上海PM2.5的平均浓度下降了14%，单位GDP能耗下降5.1%等。
上海经济增速回升、效率提高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回升的拉动作用。今年前10个月，上海工业出口交货值的增长要占到上海工业产值增长的28%左右。上海电子信息产业增速非常快，其重要原因就是苹果的新款手机和新款笔记本的热销。二是上海产品的升级换代。今年前10个月上海汽车产值增长了20%，而全国汽车产值只增长了4.7%。上海汽车制造业的逆势增长，主要是因为新产品的推出，而汽车工业对上海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是45%。三是全国经济的回暖和全国去产能、降成本的影响。全国经济回暖拉动上海的工程机械，成套设备，机器等行业增速加快。今年前10个月，上海工业行业利润增长最快的石化行业，增长了61%，但是产量增长不多，这主要得益于去产能的贡献。
目前上海经济的下行压力仍比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工业回暖的基础并不牢固，随着汽车、电器这两个行业基数的上升，明年增速将大概率回落。第二，虽然工业投资转为正增长，但新项目特别是大项目的储备明显不足，这个对上海工业发展的后劲有比较大的影响。第三，实体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例如：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传统的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创新型，服务型企业的需求；对于集成电路、航天航空等投资大、周期长的技术密集型行业，社会资本进入的动力不足；美国减税引发全球竞争性减税，带来冲击；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等。
2017年前10个月上海累计利用外资下降了7.6%，其中，制造业下降了33%，金融业、房地产业下降了17%和15%，特别是租赁服务业的外资利用也出现了下降，部分外资研发中心开始撤离。并且，这些现象是在外资企业营运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出现的。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外资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利润总额增长26%。而上海外资投资下降15%。外资转移的背后可能是全球资金竞争的加剧，以及全球制造业成本分布的调整。未来上海利用外资的下降可能是长期趋势。明年上海经济将大概率延续今年总体平稳的态势，但是由于受今年高基数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明年上海经济增速可能略有放缓。
徐明棋：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对中国影响最直接
全球经济目前处于持续回暖的阶段。美国的就业较充分，失业率较低，联邦基金利率正处于逐步向中性利率调整的过程。欧洲、日本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势头也较好。预计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在2.5%左右。特朗普承诺的3%不太符合学术界对美国经济潜在增速的测算。即使考虑减税政策的刺激作用，未来几年，美国经济增速只可能短暂地达到3%。欧洲经济已经基本从危机中走出，但明年的经济增长仍面临内部矛盾的挑战，包括民粹主义。一些民粹主义政党虽然未能执政，但是已赢得了更多的议会席位，他们的政策诉求是主流政策无法忽略的。日本经济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当前的反弹基本依赖于量化宽松政策和日元贬值。未来日本中行能否够继续维持量化宽松的力度存在疑问。明年日本经济增速可能略低于今年。
美联储加息和减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存在，但可能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一方面，本轮美联储加息和历史上的加息不同，这一次未必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因为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国际收支都处于较好的状态；另一方面，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中国的影响都是间接的，评估美国减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应考虑跨国公司在各国所处的软环境及整个产业链的动态变化。
美国的经济政策中，贸易政策的调整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最直接的。中国应进一步观察特朗普将采用怎样的政策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同时，还应警惕美联储政策的超预期调整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王涵：中国经济短期压力无碍长期乐观
2018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2016年以来，政府实施了比较多的经济托底政策，例如：PPP项目到现在为止落地约2万亿元，国开行近两年新增的棚户区改造贷款约3万亿元。但进入2018年后，这些刺激对经济的推动力会逐渐减弱。通胀方面，由于今年四季度开始，各种化工品、农药相继涨价，食品方面，除猪肉以外的所有农产品基本都在涨价，预计2018年存在一定的通胀压力。
中国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关键是要解决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房地产、金融、采矿等传统行业的全球龙头企业中，中国企业的占比很高，且近两年来依然在上升；2012年以后，消费、服务、信息相关行业的龙头梯队里中国企业的占比大幅上升；在生物医药，教育，医疗等行业，中国企业的占比也上升得很快。这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5年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在很多年发展之后开始下降。所以“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为了消费国内过剩的产能，而且是为了解决国内“资产荒”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资产不平衡。未来5年，20-40%的住宅土地将用于租赁用建设，这能解决一部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比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财政结构，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在民生、教育、医疗相关领域的投入比例较低，而发达国家在经济事务上投入比例较低。如果中国更多地关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可能会向发达国家收敛。
关于房地产市场，目前中国存量住宅已经可以满足人均42平方米的住宅需求，这相当于欧洲一半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进入存量博弈阶段，地段较好的房子和地段较差的房子很可能即将面临价格的分化。
关于债券市场，受短期通胀压力，环保目标导致的长期通胀压力、全球流动性收紧的影响，债券市场仍有一定的压力。
关于股票市场，未来几年可能表现相对较好。一方面，政府打击投机使得股市的性价比提高了；另一方面，经济虽然在短期内存在压力，但在长期内积极的因素更多一些。
邵宇：全球流动性大拐点可能触发风险事件
明年中国和全球经济面临一定的风险。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呈现“三高一低”的特征，资产价格高、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大、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高，但恐慌指数VIX处于历史低位。这种现象通常是风险事件爆发的前兆。风险的触发因素可能是全球流动性大拐点的到来。由于今年全球经济反弹，明年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央行都可能“缩表”。
刘海影：中国经济“反弹”难解下行忧
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只能被称之为“反弹”，而不是“复苏”。在过去的12年内，中国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大幅下降，同时，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从10年前12%-16%的区间下滑到2017年的10%左右。这导致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和资金成本之间的关系发生反转。在2005年中国经济最好的时期，资本回报率和资金成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意味着当时中国企业应该快速扩张。而最近三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和资金成本之间出现了“倒挂”的现象，意味着在相同情形下，企业应该缩减投资。这是目前我国民间投资不断放缓的原因。而国企的投资仍在扩张，近年来我国固定投资主要依靠基建和房地产支撑，这是不可持续的。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仍有下行压力。
本轮中国经济的“反弹”存在四大动力。一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热潮带动的居民加杠杆；二是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供给侧改革推动的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和企业加库存；四是全球贸易复苏对中国出口的提振。
本轮经济“反弹”至少还能持续两到三个季度。原因是在上述四大力量支撑下，国企和民企的资产负债表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明年制造业和出口相关行业的投资可能快于今年。当然，这些领域投资的加快能否完全对冲明年基建、房地产投资的放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美联储加息虽然会影响全球流动性，进而影响全球贸易复苏，但是按目前的路径测算，明年全球贸易可能仍是正增长。考虑到这些因素，至少在明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的回落压力并不会很大，但经济结构可能发生巨大变化。通胀方面，刘海影认为中国CPI存在上行压力，但是上升的速度不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