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合作举办了一场小型座谈会，邀请了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辑马丁·沃尔夫做主题演讲。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了会议，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倪建平、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武男、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左学金、奥迈资本创始人及管理合伙人施宇澄、普华永道中国资深经济学家赵广彬、《麦肯锡季刊》执行总编林琳、上海六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王烨、青云创投合伙人朱盾鸣、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其胜等参加了讨论。以下是马丁·沃尔夫演讲的主要内容。
1.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的转折
马丁·沃尔夫认为，1978年至2008年是一个全球化信心高涨的时代，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推动全球化的事情，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最近一次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事情就是中国加入WTO。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自由主义在全球发展的越来越快，进而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美国退出TPP协议，已经表明全球化的脚步正在放缓。
从西方的角度来讲，美国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认为全球化受益的主要是精英阶层，这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当选已印证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上述不满；此外，欧洲企业也感受到来自中国企业的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所以对西方来讲，进一步的全球化一定是“更公平”的全球化——这是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不愿接受的。从新兴国家的角度，他们觉得过去的十几年已经在对外开放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此外，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重新审视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再轻易地接受西方的规则。所以，从西方和东方各自视角来看，全球化的动能目前已经几乎殆尽。
2.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没落
除了全球化停滞以外，当今世界还有两个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没落。当然，这两件事和全球化停滞之间是相关的。
根据市场价格计算，1992年发达国家的GDP占比为84%，根据IMF预测到2022年，中国GDP的比重将会与美国或者欧洲持平，预计将会达到20%，这与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国崛起很像，但是速度是他们的两倍。这意味着世界的经济格局将会发生重要的变化。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的军事开支也会不断地增多，数据显示中国的军事开支从2007年到2017年发生了较大的上升。
西方国家经济的没落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在2008年以前，发达经济体私人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不断攀升，而在2008 年以后，私人部门的杠杆率下降而政府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上升，家庭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下降导致了其支付能力的下降，这对西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3.危险的世界
全球化停滞、中国崛起、西方没落这三件事的叠加注定会使世界变得不太稳定。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3月12日欧盟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将中国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这背后的原因一是欧洲感觉中国在科技方面正不断缩小与自己的差距，例如在汽车行业，电气化时代德国的汽车公司在全球非常有竞争力，但是现在汽车往电动化方向发展时，德国认为中国将会直接威胁德国的电动车行业；二是中国的许多商人在欧洲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些投资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政治影响力的一种载体，因而引发欧洲的担心。
但是当前西方与中国的摩擦和美苏之间的冷战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中国的崛起并没有意识形态的输出，目前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扩张的全球意识形态。而且现在的中国相对美国的实力要比过去的苏联相对美国的实力强很多。中国的人口比当时的苏联更多，因此经济的潜力远远大于苏联的潜力。在军费开支上，苏联相对美国的军事开支比中国多，但是中国军费开支的潜在增长比苏联高。中国现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程度比当时的苏联要深得多。经济的相互交织使得冷战对全球经济的破坏力会非常大，使得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成为冷战的可能性很小。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和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也不太一样。当时日美国贸易摩擦的结果一定会是日本让步，因为他们是盟友，日本已经别无选择，但是中美贸易摩擦至少在某方面来说可以进行谈判。此外，当前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部分要求从长远看是对中国有利的，例如保护知识产权、减少政府补贴、保障国外投资者的国民待遇等。
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和政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得全球化的脚步停滞不前。以贸易为起点，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这确实让人担忧。但是现在的情况远没有美苏对抗时期那么严峻，中国和西方的摩擦需要各方把握一定的原则：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应该理解稳定和合作对其重要性；其它国家应该在中国感兴趣的方面给予让步；各国应共同促进全球法治和合作，避免不必要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