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以视频的方式举办了以“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的小型研讨会。我们邀请了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先生做主旨演讲，随后进行了讨论。与会的专家学者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东方花旗首席代表、副总裁顾希雍，赛领资本投资合伙人张锐，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恒安标准人寿董事长、原上海美国商会主席郑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新开发银行副行长SARQUIS JOSÉ BUAINAIN SARQUIS，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René Bormann，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何知仁等。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了座谈会。以下是马丁·沃尔夫先生的主要观点。
COVID-19危机是一件没有前例的大事。不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过疫情大流行，人类历史上有过比这更糟糕的疫情，但这是现代经济首次遇到这种情况，政府可以选择关闭经济以应对危机，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很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它将在冠状病毒疫情之后留下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是自1930年代以来第一次的全球衰退，我们几乎肯定会看到世界贸易急剧下降。国际旅行和与旅行有关的活动都急剧减少。与面对面接触有关，或依赖面对面接触的所有国内活动都急剧减少。但就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言，这并不是一场均匀的衰退，那些不依赖于面对面接触和旅行的人，远比其他人更有效率，例如IT的某些部门，所有依赖于IT的东西都在蓬勃发展。英格兰银行预计英国GDP今年将下降14%。如果属实，根据英国历史统计数据，这是自170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我们来展望未来。首先，即使经济重新开放，有理由预期复苏不会一帆风顺，它们会被打断。极有可能在相当多的国家，随着经济重新开放，人们又开始四处走动了，就像现在欧洲和美国发生的那样，疫情大流行就会卷土重来。作为回应，政府将再次关闭部分或全部经济。因此，这不会是一个平稳和不间断的恢复。这对企业非常不利，因为它将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影响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从而也影响他们投资的信心。
第二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是，尽管各国情况不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但我们面临的是大规模失业。这在美国最为明显。在许多欧洲国家，人们在他们受雇的公司不会轻易失业，虽然这对政府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但失业率没有上升那么多。而在美国，失业绝对是巨大的。
这导致了第三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即由于税收的崩溃，各国政府将出现更大的财政赤字，除世界大战以外这是西方世界任何政府都未曾出现过的，这是世界大战时期的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债务将出现爆炸式增长。幸运的是，当前的利率非常低。我有理由认为，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所有西方国家的债务水平都接近100%或更高。德国可能只有80%-90%，但还是很高。
第四，大量的企业将会倒闭，大量的企业将会消失，尽管政府正在向它们提供各种援助。我特别关注发达国家，当然这也发生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第五，新兴国家出现了资本外逃，特别是非常脆弱的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将会出现一波又一波的主权债务违约，阿根廷只是一个开始。很多国家都在同时与资本外逃、汇率崩溃、市场崩溃以及COVID-19抗争。新兴国家遇到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危机。
第六，除非很快有疫苗，否则各国很可能在几年内不会完全开放边界。国际旅行将继续中断。
第七，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显然将更加强烈。相当普遍的观点是，由于经历危机，各国需要更加自给自足，更加自力更生。
第八，政治稳定没有保障。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面临巨大压力。我们看到中国和西方，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敌意正在迅速而深刻地增强。
总结一下，这是全球关系的一次深刻转变，其根源在于一场意想不到的深刻危机。人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国内和国际政治危机。最终会发生什么，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过去的大风险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这是之前最重要的危机，一个不可控的经济事件。更糟糕的是，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倒退到保护主义，世界贸易全面崩溃。我不是在预测这会发生，但现在这显然是一种风险。
欧洲内部的紧张局势非常严重，这是毫无疑问的，欧洲分裂了。如果不考虑已经离开的英国，它在两个维度上存在很深的分歧。首先，北方和南方，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其次，东方和西方，因为东方国家对欧洲的未来不那么重要。欧盟已经变得非常大。随着英国的离去，它现在有27个成员，而且管理起来越来越困难。危机让这一切变得更糟。必须做出可怕的决定，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选举产生了非常奇怪的结果。欧洲面临的压力非常大。然而，我的猜测是：尽管不确定，这只是主观概率，欧盟有80%的可能性会待在一起。因为核心国家，首先是德国和法国，在经济上或政治上看不到任何不保持紧密合作的战略选择。欧盟的精英、商业机构、金融机构、政治机构、官僚机构和知识分子完全正确地认为，如果欧盟解体，在一个由超级强国主导的世界中，他们将成为更加虚弱、更加贫穷、更加脆弱的国家。欧盟的领导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不会像英国人一样幻想作为一个岛国一切都会很好。我认为在德国，他们不会让极右翼的AfD党掌权。法国则不太确定，勒庞不是不可想象的，肯定比AfD领导人更有可能。但我压倒性的猜测是，法国将继续选择明智的总统。德国人将用像默克尔一样的人来取代默克尔。因此，我认为欧洲会生存下来，这将是困难的，但它会找到一种生存的方式。
在欧洲，中国可以投资房地产，或者任何非核心战略的产业。最大的困难是那些被视为对发达国家工业和经济的未来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特别是知识产权非常密集的行业。欧洲人非常迅速地反对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开放。我不认为有什么会改变这一点。我们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时代，中国被视为真正的威胁。在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他们将非常不愿意让中国人购买任何可能涉及国防领域的产品，以及真正的先进制造业等。
冷战有一些非常危险的时刻，最危险的时刻是古巴导弹危机。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是多么接近。而战争是否会发生仅仅取决于两个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肯尼迪的顾问们想要发动战争。我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稳定的人。他当然不像肯尼迪那样明智，肯尼迪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了很多，但他也犯了一些大错误。肯尼迪周围环绕着一些危险人物，他们让肯尼迪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对于特朗普来说，这是完全不可预测的。美国大选临近，他认为他会输，这是很有可能的。他觉得自己需要做一些爱国活动让人们觉得他是在为美国而战。与中国开始一场海军冲突可能很有吸引力，美国人仍然认为他们会赢。所以，是的，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一旦这些事情开始，就很难控制它们，因为没有人想输。这显然是疯狂的，但也是可想象的。只有认识到战争并非不可能，人们才会意识到战争的疯狂性，才会意识到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阻止战争的发生。
新冷战是另一种地缘政治竞争。冷战被双方视为一场意识形态之战，一场双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关系的斗争。苏联与西方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关系，它们基本上是非常独立的。大多数西方人都很清楚，中国在输出政治制度方面并不十分努力。中国表现得更像一个传统大国，是关于安全、影响力和权力，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稍微特殊的政体和经济体，其经济或多或少是由市场驱动的，这就造成了本质上的不同。它与冷战的共同之处在于，这是一场权力斗争。西方和中国在经济上紧密相连，在经济上相互依赖。这有好的一面，即有共同的利益；这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摩擦点。经济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融合，以及大量的摩擦点。关于安全，基辛格曾说：任何试图寻求绝对安全的国家都会使其他国家感到绝对不安全。所以美国会说，美军在世界各地的位置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当然，在让美国安全的代价中，他们让中国变得非常不安全。
今天的欧洲与一战前的欧洲之间的相似之处，要比冷战时期的相似之处多得多，感觉它更像是德国和英国，而不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不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先例，因为它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然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欧洲30年的灾难。所以这样不一定更好。但我倾向于认为，将其视为一场新冷战是有益的。我想强调的是有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区别。当英德关系彻底破裂并最终毁掉欧洲时，外部力量能够解决它。最终是美国和俄罗斯，他们解决了它，分裂了欧洲，稳定了欧洲，不是很愉快，但他们做到了。而且因为他们是来自外部的霸权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强国了。没有人会解决它，没有其他的力量。中国将相对于美国崛起。所以这是更值得关注的。如果中美之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外面没有人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