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6月19日主办了“2020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这次论坛得到了淳石资本的支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先生发表主旨演讲“我国要素市场改革的潜在红利”，并回答了嘉宾的问题。以下是黄奇帆先生演讲的主要内容。
一．要素市场改革综述
今年4月9号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讲到5个要素，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并讲了这五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有关决定。这份意见的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第二，它是围绕着具有重大潜力、重大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措施。第三，这是更高水平、更高目标、更高层次的改革，我们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改革开放没有停，正继续在推进。
我们国家40年前，商品和服务价格的97%都是行政指令的，到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商品品种97%以上都是市场来决定的，我们在商品范畴的市场化改革是比较彻底到位的。但是，我们在更深层次，更基础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改革实际上还没有到位。现在来看，我们国家要素市场还是有4个问题。第一，不管是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凡是要素市场都发育不足。第二，各种要素市场用市场化来配置资源都不到位，我国的资源配置相当大程度上还是政府直接行政性干预或者配置。第三，各种要素的城乡流动、企业间流动还有障碍。有行政障碍或法律的障碍。第四，各种要素的定价机制还没有到位，非市场因素定价的比较多。
要素市场往往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竞争能力中的核心能力。城市之间竞争比的是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要素市场一般具有五种功能。第一，是规范市场持续公开公平公正交易的功能；第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第三，要素市场的大规模交易会形成一种定价机制，这个市场定的可能是全国的价格，甚至是全球的价格；第四，要素市场的大规模买卖，产生资金量的集聚和分散，形成资金的枢纽；第五，配合前面四种功能的运转，要素市场需要大量的法律、会计、审计工作人员，需要有大量的信息、中介、判断、决策机构的人员，它往往也是一个人才和数据的集聚中心。要素市场发展好了，对一个地区来说是体现地区的竞争力，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体现国家的竞争力。40年前我国GDP只占全球GDP的1%，人均GDP才200多美元，现在我们经济综合国力已经是全球第二了，工业生产能力已经全球第一了，各种指标都随着综合国力一起发展。中国经济这么大的规模，但是中国的要素市场在世界上没有太高的地位，我们资本市场的涨跌不大会影响欧洲、美国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中央这次文件如果落实到位了，10年后也许中国资本市场的涨跌对世界要素市场都会带来重大影响，这个时候要素市场就成了中国跟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二、土地要素市场
新的土地管理法是极其重大的改革。第一，中国过去四五十来，城市用地是国有的，城市要扩展，必须征用农村的集体土地。新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只有因为公益事业和军事的需求，政府才能把农村的地征用为国有土地；如果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等市场行为的征地，用不着把农村的地变成国有，集体和国有的用地在一个项目里同权同股同价。第二，以前每一个土地项目不管是上海还是重庆，如果要征用100亩地开发，都要报国土部批准。国务院每年大体上要批准800万亩耕地变成可开发用地。现在简政放权，理论上把审批权利交给各省级政府，按国家的要求进行管理，这就是放权。第三，占补平衡指标可以跨省交易。原来如果上海要征一万亩地，就必须在在上海复垦出一万亩，否则就不允许你征地，这就叫占补平衡。现在中央说可以跨省指标交易，沿海大城市的城市化任务重，而西部、中部要造耕地出来很容易，造出来以后，就把指标卖给上海。上海如果按50万元一亩，给你一万亩，50亿就到了中西部。有了这三个做法，就产生了非常重大的改革开放红利。这个过程中，农村集体用地跟城市用地同股同权以后，平均每亩至少产生50万额外的收入，在老体制里拿不到，现在200万亩就是1万亿，一年城市开发会有1万亿转移到农村。大城市反哺大农村。
三、劳动力要素市场
关于劳动力市场，中央说了三个概念。第一，3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户籍一概放开，这是刚性的指令。第二，300万到500万人口的城市，各省市积极争取放开，方向还是放开，只是给一个过渡的过程。第三，500万到1千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要采取措施，1千万城市的市中心户口可能管紧了，但至少城郊结合部是可以放开的。我相信各省领导都会在中央的意图下放开户籍。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要形成了同城效应。以后长三角一体化表现为落户户口的积分一体化。除了北京、上海两个超过2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以外，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要实行同等市民待遇。
三亿农民工今后几年要落户为城市居民。首先要有一亿人在内陆城市落户，一亿人在城市沿海落户，还有一亿人慢慢过渡。农民工一到46-47岁，基本上城市企业就不再招聘了，农民工就回农村，比城市居民少干了十几年，相当于少了城市职工的1/3工作年龄。他每年12个月还有两个月回家探亲休息，这两个月就是1/6，1/6加1/3，就是1/2，我们3亿农民工作为城市劳动力出工只顶1.5亿城市居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全世界一般到城市化70%以上才出现刘易斯拐点。
这个红利怎么计算？一个农民工一个月总归有2千元，一年有2万多；到了农村做老农民就算收入比较高，一年有1万，就少了1万多。1.5万农民工就是1.5万亿。从人权来说，城市化过程本来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市民的过程，而不简单是原来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全世界都如此，我们也该如此，我们要为农民工争取人权待遇到位。而且，宏观上每年增加1到2万亿GDP。
四、资本要素市场
我们的资本市场有三大问题。第一，投入产出的资本回报很低。第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不足。很多好企业想上市上不了，差的企业也不退出。第三，丧失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的功能。我们这20年GDP从18万亿变成100万亿，差不多翻了三翻，资本市场市值却没有翻这么多，指数在2000年时是2千多点，现在也是2千多点。
资本市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上市、交易、退市三个环节。我们的注册制没到位，科创板没有到位，退市制没有到位，兼并收购制度没有到位。再就是长期资本的来源不足，所谓企业年金、企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各种基金不到位。所谓私募基金、机构投资者来的资金都是短期资本，所以我们是散户市场，炒作市场，短期运作的市场。再就是我们几乎不分红。
我们资本市场上还缺少合理的指数。早期上海就28个股票，搞了一个上证综指，到了2000年有一千多个股票，现在有三四千个股票，还是混在一起。这里边有1千个垃圾股，有1千个平平的股，也有好的，好的往后上拉1点，坏的往下拖一点，股票指数往上拉谈何容易。美国道琼斯指数在3千多个股票里找最好的30个，经济形势好了这30个股票一定好，经济形势翻一番，这30个可能翻两番。现在该让中国证券市场恢复全世界都是的成分指数，我们干吗将综指混在一起，本来就应该老百姓买股票就买成分股，企业机构可以对3千个股票深入分析。
五、技术要素市场
中国的技术市场没发育好，有三个问题。第一，在原始创新概念上，就是从0到1的无中生有，我们对核心的基础性高科技领域投资不足。现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在全球已经是排名第二了，第一名是美国。中国现在研发费用是每年2万多亿人民币，但是其中用在核心的基础性高科技方面的只占5%，美国、欧洲研发费用的20%都投在这一方面。我们本来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恰恰在这一块分散了，这是我们要改变的地方。 第二，好不容易从0到1专利发明了，但是十几年下来，很少看到有发明人变成亿万富翁，因为缺少转化，市场化不到位。一个原因是我们把专利的70%给了发明人，在美国专利1/3归投资者，1/3归发明人，还有1/3归给把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人。转化者的情商一般来说比较高，因为人不是全能的。这次中央文件推动和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构，要给转化者一个市场上的权利和地位。如果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了，后边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风险投资基金、私募基金、上市公司或者科技板上市，产生独角兽。所以，市场很重要，源头上加大投入，还要给转化者更多的动力。
六、数据要素市场
数据资源是未来国家重要的竞争力资源。数据最大的特点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尽。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资源保护，凭什么我的数据资源给你使用？如果没有保护，就不会有推广，没有数据资源的广泛充分使用，数据资源就只是信息孤岛，毫无用处。所以中央在新基建里，第一说了数字化工程、数字化基础设施；第二说了融合工程，数字化跟各行各业结合。国家统计局去年有一个统计，2019年数字产业化，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产业化，大体上有7万多亿GDP。数字化功能覆盖到了各行各业，就改变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这一块国家统计局统计说形成了20多万亿的增量。我觉得他们是为了说这件事有意义，把它说大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大块，这两块加起来按统计局的概念有近30万亿，也就是中国100万亿GDP中有近1/3跟信息化、数字化有关。总之，未来这一块发展会越来越灿烂，这一块的要害是要守住数据产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