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1年3月11日以视频方式举办了第163期上海发展沙龙，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先生作了题为“2035年远景目标和重大改革及其发展举措”的演讲。以下是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第一，若无重大改革发展安排，2035年经济翻一番不可能实现
中国2020年GDP总量101.6万亿元人民币，2035总量番一翻为203.2万亿；2020年人均GDP为72442元人民币，翻一番为人均144896元；以不变价计算，未来15年需要的年均增长速度均为4.73%。我们这几年研究不同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现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转轨国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像我们这种渐进改革的国家，改革进程已持续了几十年，可能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另一种是瞬时转轨国家，比如像俄罗斯、东欧这些国家。我们这种长周期渐进式转轨国家，是用改革来安排自身发展进程的。
过去四十年中，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改革为标志，对经济增长影响明显。第二阶段，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个体私营经济产生了极大鼓舞，确定中国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向。第三阶段，中国加入WTO，经济增速爬坡到2007年的14.2%，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速开始下行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实际上，我国三次大的经济增长周期都是非常大力度的改革推动的，都是间歇性质的，是源自改革周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结合目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来看，并且根据我们理论模型的测算，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发展安排，2035年经济翻一番是很难实现的。
我们进行了一些历史数据的计算，把中国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分解，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三分之一来自于改革。第一，如果不改革，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两个时期的贡献率甚至变成负数。2012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都是负的。第二，1970年到2012年期间，中美日韩四国GDP增长及TFP贡献，美国的TFP贡献只有0.9，日本只有0.7，韩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TFP贡献率是1.6。我国70年代初TFP贡献度很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改革是从79年开始的，TFP贡献率在80年到85年间很高，达到4.3%。90年到95年，更是达到了7.1%。我国加入WT0后TFP贡献率也很高。42年中TFP年平均贡献率为3.1%。我们在测算中国经济增长时发现，如果不改革，TFP长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不全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产物。而且现在很多技术，比如网络技术、虚拟经济，不可能引起大规模的制造业繁荣。
第二，改革的重点是资本、土地、人口要素市场化
中国绝大多数学者使用新古典学派索洛模型，假定市场完全竞争，全要素生产率绝大部分来源于广义技术进步，投入要素中不包含土地，该模型的问题在于无法引入改革的因素，找不到改革的重点。
中国不是一个瞬时转轨的国家，它经历了从一元计划向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一个阶段，通过价格双轨制、市场双轨制进行转变。二元体制是指计划与市场体制并存，不是产品买卖市场化就算市场化了，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例如资本要素市场现在就存在歧视性信贷等问题。劳动力市场虽然放开了，农村劳动力可以到城里工作，但是户籍制度、子女教育、土地要素根本就没有市场化。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要素市场上进行并轨。二元体制必然产生体制扭曲，这类体制扭曲有的是可纠正的。比如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土地无法交易，但是可以通过转移使用权进行生产，以产品市场化实现土地要素收益所有权的转移。但是如果土地是指标控制，规划用途受到管制，附着物甚至会被归类为违章建筑而被强行拆除，这种情形下便没有办法纠正。我们发现非瞬时转轨国家的增长，要周期性地释放这种扭曲。
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体制扭曲值和市场竞争值之间的差额。
第一是资本要素体制扭曲差。2020年，竞争性民营企业得到的信贷资本利息率是8%，垄断性国有企业得到的利率是4.5%；全社会非金融企业资本平均利润率为6%，而国有企业总资产净利润率和权益资产净利润率分别只有1.01%和1.64%，这就是差距。
第二是土地城乡要素价格彻底扭曲。土地要素由地方行政性垄断市场出让的价格2020年为220/亩元左右，而农村的土地因为禁止交易价格为零。
第三是人口与劳动力流动及收入差。和墨西哥、土耳其、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作横向的比较，同样发展阶段，同样人均GDP阶段，他们的2019年城市化水平是75%，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比例是12%。而我们目前城市化水平却分别是44.3%（户籍）和60%（常住），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是25%。劳动力要素价格随着市场竞争场景下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业就业劳动力者收入、外出农民工工资和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水平，应当是逐步接近；但在中国三者却从改革开放初的50﹕150﹕100则拉大为2019年的5﹕50﹕100；在这样大的压力差下，外出农民工同比增长率则从2010年5.52%下降到了2019年的0.92%。
我们的逻辑思路，就是市场经济有一定的标准值，转轨国家有体制扭曲差值。我们计算了体制剩余的量，大概农村有1.6亿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不是结构性剩余。城里大概1千多万，一共18702万人的体制性剩余，剩余比例24.2%。资本体制性剩余主要是国有企业，按照平均利润率计算闲置了84万亿，全社会总资产水平是487万亿，过剩的这部分资本相当于17.34%；农村的地剩余了8641万亩，剩余了50.86%；农村的其他建设用地剩余了20%；工矿建设用地剩余了19.37%；空置住宅中去掉自然空置的这部分扭曲性空置住宅，大概70亿平米，占到总住宅的18.90%。
改革就是把这些剩余的东西盘活。我们算了一下损失，2020年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等要素闲置低利用造成的产出损失分别为6.3万亿元、4.92万亿元和5.34万亿元，高税负使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间的错配，也造成了6266亿元产出损失；低效率损失总计为17.19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6.92%；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消除这些要素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未来15年将会形成平均1%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第三，调水改土，增加土地
我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土地要素短缺，因此调水改土极端重要。长江的水量是黄河的20倍，黑龙江的水量是黄河的8倍左右，黄河虽然很长，枯水年间水量400亿立方米，丰水年间600亿立方米，所以长江这边不缺水，黄河这边极度缺水。降水量也是，长江以南降水多，黄河以北江水很少，常年干旱地区也很多。所以我们想，未来15年国土利用率提高5个百分点。中国14亿人土地面积开发率是71%，美国3亿人的开发率是86%，相差了15个百分点。日本这种多山国家和中国台湾多山地区，土地开发率也比我们高。中国耕地/国土比率只有15.97%，美国17.92%，日本32.81%，韩国18.36%。中国农业人均耕地只有9.2亩，日本是35亩，韩国是21亩，欧洲是600亩，美国是1070亩。另外，按照城市建设每平方公里1.2万人的相对宜居标准，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5%时，存在0.7亿亩的建设用地缺口，交通水利工矿用地缺口在0.7亿亩左右；耕地缺口在5亿亩左右。
我们全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8041亿立方米；按人口平均每人占有年径流量267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4；按耕地平均每亩占有年径流量1800立方米，约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2/3。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耕地只占全国部耕地的36%，而水资源量占到全国的80%；黄、淮、海三大流域，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8%，而耕地面积却占到全国的40%，南北水土资源相差十分悬殊。从土地资源来看，东南和南部山区较多，耕地相对短缺，水资源虽然充足但无法扩容可利用土地，而西北和北部由于气候干旱而导致的土地无法利用情况较多，通过水资源的调配可以实现土地改造和有效利用。无论是调水总量还是人均调水量，我国均为世界调水弱国。从总量上看，我国实际调水量可能不足350亿立方米/年，而加拿大、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为1410亿立方米/年、1386立方米/年和1260立方米/年。从人均调水量来看，美国为94立方米/年、印度为103立方米/年，而中国仅有29立方米/年。
我国粮食供给存在结构性和总量的不平衡，到2025年，谷物粮食缺口在2500万吨左右，大豆等油料粮食缺口在10500万吨，共计13000万吨。2019年粮食产量66000万吨，进口占粮食总需要量的16.5%。按此数据宽松计算，耕地缺口在5亿亩左右。如果我国能够将年调水规模增加到1000-1500亿立方米，改造未利用土地，可以补齐耕地供给缺口。再通过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促进规模化生产，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调水改土可增加5000万亩园地和1.5亿亩建设用地，从而化解农业内部种植经济与种植粮食结构调整的用地矛盾，扩大和丰富非粮食农产品供给。在农村提供更多的建设用地，用于创业就业，满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需要，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特别是加大城镇建设用地的供应量，缓解因建设用地紧张所导致的国民经济运行不稳定，如地价房价暴涨、高房价过快挤压制造业以及国民经济房地产化等问题。
第四，总结
我们实实在在地研究后，来发现原来的增长模型不能用，最后找出这些比较可靠的成长潜力。历史上三次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是来自改革。所以我们有几个结论：一是坚决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将闲置低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分别为0.41%、0.31%和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带来新的总增长潜能为1.11%。总要素投入增长速度年均为3.05%或3.6%。二是农村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转变为资产，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1%左右。三是调水改土发展战略性举措，增加土地1.5亿亩建设用地、0.5亿亩园地和5亿亩左右耕地要素和资产，其带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5%左右。总之，要通过改革，形成新的增长潜能。